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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帝柯林佛斯化身为现代社会的小人物,落下诳语决定在海洋上造就

时间:2020-07-09      浏览:405

影帝柯林佛斯化身为现代社会的小人物,落下诳语决定在海洋上造就

字和人、吊索和缆索,全都置身压力之下。有些断了、碎了、被丢弃了。其它的则留存下来——那些值得留在手边使用。
——罗伯特・麦克法伦,《故道》,页一三九~一四〇

这里说的,是一则就时间与空间上来说,都极其遥远的故事。

一九六九年七月十日——也就是将近五十年前,这本书繁体中文版的大部分读者尚未诞生之际——一艘孤伶伶飘蕩着的三体帆船,被航经身旁的巨型邮轮发现,船长鸣响巨大的汽笛,足以惊醒任何沉睡的生物,但小船上无人回应,它以两节的速度,在水面上逕自载浮载沉,大船决定派出小艇前去查看,它发出的电报指出迷航帆船的座标位置:北纬三十三度十一分、西经四十度二十八分。多年后的此刻,我打开笔记型电脑浏览器,叫出Google Maps,输入座标数字,红色大头针钉在一片蓝色里,我缩小、缩小再缩小,终至在十三吋对角线的萤幕里看清楚它的相关所在,那是大抵在北大西洋的正中央,距离北美洲、非洲与欧洲都差不多远的地方,书上说这里距离小船出发的地方英国约一千八百哩,距离它出发的时间,则已是八个多月后了。

一九七〇年,《独帆之声》于英国出版,两位剑桥大学毕业的新闻记者,依据小船上遗留的航海日誌以及对相关当事人等的访谈,写下这本耐人寻味的书,他们尝试回答帆船主人唐诺・克罗赫斯特的去向与下落,一方面从海事地图上重建出这艘孤帆的轨迹,一方面则从主人留下的日誌书写,描摹出一位孤独操帆者的心灵图景。读者慢慢地在阅读的中途开始参与了密谋的建构,原来,唐诺始终没有如大家所预期——或甚至如自己所预期地——参与了全程的「金球盃不靠岸单人环球航行赛」,他从无线电与支离破碎的船舶配备,明白自己无法穿越南太平洋的「咆哮四十度」,赶上他的竞争对手,于是他意图在南大西洋就近漂流,待得时间迫近,便扬帆北上,作弊得胜。这期间他得竭尽才智,透过无线电的回报,让英国的经纪人猜测他环绕地球的相关位置,点滴拼凑出一个靠谱的故事;还得小心翼翼不让航道上的大船撞见,以防骗局被拆穿。但这个一开始自信勃勃的虚与委蛇故事,却在茫然无边际的大海里航向了另一个结局,如同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说《罪与罚》中的杀人青年一样:当他开始与法律展开猫捉老鼠的周旋之际,他发现自己良心的项圈,已牢牢地束紧在他的脖子上。

我从eBay的网站上找到一本一九七〇年版《独帆之声》,书名在书封的上部,佔据了一半的版面,用的是一种那个年代常见的黑体字型,英文字母的顶或尾端有削尖的修饰,柔化了黑体的古板气息,我是在学生之音的黑胶唱片封套上,常常看到这样的字型,连带地,也将「桑尼与雪儿」(Sonny & Cher)那样的音乐旋律,想像在这个故事的背景里。书封的下半,是这艘孤帆「廷茅斯电子号」的照片,那是一幅由居高临下角度拍摄的侧影,我注意到书中描述一开头发现它的文字:「只升起了后帆」,和图像中的主角一模一样,猜测应该就是当时发现它的大船水手们所摄,它的前帆收拢着,帆绳结实地扎紧着,也确实透露着一种悬疑:失蹤的帆船手显然不是被狂暴的风浪所捲走,而是被另一个命运给带离了。相对地,为了因应《独帆之声》被改编成电影而出版的二〇一六年版本,则是非常当代的传记书取向设计,整个封面是一张泛黄的唐诺・克罗赫斯特屹立于船首桅杆的照片,他顶上毛髮稀疏,微微发福的身材装在Parka连帽式外套里,透露他并非一位专业的水手,这确实也呼应了故事的主线。这几年我确实非常喜欢这样的小开本企鹅文库大小的传记,它柔软却又带点韧性的封面在你撑开手指读它的内页时,隐隐与你抵抗着。

《独帆之声》当然是一齣悲剧,唐诺・克罗赫斯特和我们一样,都是现代社会的一位标準型的小人物,他时而是「爱泡酒吧的吹牛大王」,有时也是「孤独而专注的研究员」,他既是「军官食堂中的灵魂人物」,也是「小镇上志不得伸的知识分子」,但他因缘际会地捲入了一桩时代的事件,跻身媒体名流,走进了群众的心理亢奋点,不对称地承受了庞然压力,终而招致命运的反噬,这个道德教诲简单易得,读者可自行咀嚼,于此不必多言。

值得多提一点的是《独帆之声》的写作,两位作者撰写此书之时皆为初生之犊,他们都因是那场帆船赛的主办方《週日泰晤士报》之记者,而捲入了这桩事件。藉由各种资料的考证、推敲、研究,他们不仅要重建事件的因果结构,还要揣度当事人的心灵状态,而作出推论时,除了事事皆得要以掌握到的实体证据为本之外,尚且得保有好几分悲天悯人的情怀,因为「叙事的真实」毕竟仍不等于「事实的真实」,情节的缝隙与裂脱都可能存在,叙事者应多般想像、推敲行动者的意图,因而便有了文学性,这种徘徊于报导(植基于事实)与文学(虚构以彰显情怀)之间的写作类型,后来成为西方新闻学「调查报导」的重要实作技术,两位作者尼可拉斯・托马林与罗恩・霍尔藉着《独帆之声》开启了他们事业的头角,并分别成为行业里的显赫之士。

托马林的父亲是一位共产党诗人,参与过西班牙内战,自幼承袭这般波希米亚、博学多闻的家风,托马林在剑桥三一学院期间便出任学生会的主席,并担任着名研究生杂誌《格兰塔》(Granta,一八八九年创刊,迄今仍声势鼎旺)的主编,一九五五年他与同为才女的克莱尔・托马林(Claire Tomalin)结婚,生下三女二男,但却为彼此频繁的外遇而饱受身心折磨,一九七三年十月以色列与埃及、叙利亚爆发赎罪日战争,一枚来自叙利亚的飞弹于戈兰高地进行採访的托马林身旁炸开,这位文采卓然的四十二岁记者因此身亡,但他撰写的一系列战地调查报导被视为是「新新闻」(New Journalism)的代表作,二〇〇五年,英国新闻界刊物《报业公报》(Press Gazette) 选出「当代四十位新闻记者」,托马林列名第三十五。

霍尔一直活到七十九岁(二〇一四年)才过世,他在剑桥学的是数学与统计,因此他是为了「精準」这个内在精神特质而进入新闻行业,一九六二年,他受《週日泰晤士报》总编辑邀请加入报社,负责创立日后声誉卓着的调查报导专属单位「洞见」(Insight),在他与后几任主管的经营下,「洞见」成为调查报导的全球旗舰机构,影响了当代所有的报纸,包括美国本土的《波士顿环球报》(The Boston Globe)与揭露水门案的《华盛顿邮报》(The Washington Post),对他来说,新闻写作首重真实,其次才是写作风格,但当他一旦坐上编辑台,却又化身为浑然天成的风格者,在他出任《週日泰晤士报杂誌》的总编辑后,原本有望直取《週日泰晤士报》总座,无奈澳洲媒体大亨梅铎(Rupert Murdoch)买下《泰晤士报》集团,霍尔在一次对新老闆的抗命中被解职。虽然生命的最后十年都在与帕金森氏症搏斗,但他备受伦敦新闻圈推崇,许多受他提携过的后进之士,总爱诉说霍尔板着脸、吐着大口烟斗的核稿时光,每当一班年轻记者兴奋地提报不严谨的故事,他的一句「狗屎!」,便有如醍醐灌顶。

托马林与霍尔都成长于英国反文化运动鼎盛的六〇年代,在那个世代里,青年人以一种「我想即我说亦即我所做」的「本真性」(authenticity)诉求,在各个领域挑战着道貌岸然却阳奉阴违的成人工商社会,强调「浸泡于事件中」、「文学比新闻更真实」的新新闻式调查报导写作,其实与披头四和滚石摇滚乐团的音乐一样,都揭橥着创作者的主体性,与十八世纪末欧洲的浪漫主义精神遥相呼应,托马林的妻子克莱尔后来成为着作等身的传记文学作家,以狄更斯、哈代、珍・奥斯丁与玛丽・沃斯通克拉夫特(Mary Wollstonecraft,亦即《科学怪人》作者玛丽・雪莱之母,被视为英国女权运动先驱)的传记开创了英国阅读社群的新风潮,这些私人世界的点滴,说明了他/她们那一世代于自身的生命世界以及外在的创作世界中,某种颠沛流离但却斗志昂然的追索历程,既是多麽地幻灭沧桑,却又无比的深刻迷人。

而我也是这般确切地推理着:托马林与霍尔在追索着他们生命意义的时刻,阴错阳差地,进入了唐诺・克罗赫斯特以及廷茅斯电子号的故事,我也相信,身为英国人,他们对于一艘小型风帆飘蕩于沧茫大海的故事,内心世界便难以拥有任何抗拒力。一九四〇年敦克尔克大撤退行动中,英国政府徵召了八百五十艘各类民用船只,在九天内将三十三万八千名士官兵由欧陆运回本岛,史家着眼于首相邱吉尔的果敢和勇气,但我更注意的则是英伦三岛孤悬于欧陆边陲,于北海和大西洋风雨浪涛中所历史化了的海洋民族情感与智慧,没有这些常民的海洋技艺,从物理上看来柔弱的孤帆扁舟,怎能完成这幺巨大的任务?

面对海洋,人只能深觉羸弱且渺小,置身于海洋,人才真正领略孤独,而且是时间与空间上都彻底荒远的孤独。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故事主角当然是「老人」,但唯有读者真地老了,才知道真正的故事重心在「海」:「老人总想着她是女性的。她可以给人很大的恩惠,也可以不给;假使她做出野蛮恶毒的事情,那是由于她无法控制着自己;月亮影响她,就如月亮影响女人一样。」操纵着帆船的人都知道,透过船帆与舵柄,你不是取得海洋的协助,而是你得到了理解她的径路,即使最平静的海面,都有着最远荡、最深邃的翻腾,也许,在日复一日的孤独和与海的相看里,业余水手唐诺・克罗赫斯特明白了人世的欺罔终得有清澄之必要,像老水手一样,他没有繫上船后索便往后游去,隐没在蔚蓝色的洋流中。

我是把《独帆之声》当成海洋调查报导文学来读的,那声音、那光、那气息,跟着半世纪前的海流而来,且又泊泊流向下个人烟鼎沸的海湾或港口。海洋文学总是清洗着黑暗之心,台湾这座海洋之岛,值得从一本远道而来的书中,汲取一些身心的勇气——从小人物到报导者、从妻子到被解雇者、从背海的人到向海的人⋯⋯。

● 同名电影《独帆之声》,由奥斯卡影帝科林・佛斯、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瑞秋・怀兹主演,同一真人真事震撼改编,《爱的万物论》、《偷天钢索人》金奖导演詹姆士・马许及製作群再次携手,将于4/20登上大萤幕。

● 事件于二〇〇六年拍为纪录片《Deep Water》,由蒂妲・史云顿担任旁白,获罗马影展和圣地牙哥影评人协会最佳纪录片奬。